上海公共租界虹口区，内山书店。
因为大连和旅顺的问题，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恶化，在民间发起的对日“经济绝交”的倡议下，导致虹口区的日本人聚集地非常萧条。
连带着内山书店的生意也陷入困境，从三月份到七月份，几乎没什么收入。
内山书店售卖日文书籍，主要的客人是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留学生，其次才是日本人。
在公共租界，外国人不到四万，而华人有八十多万，内山书店要依靠华人才能撑得下去。
但现在的情况是，几乎没有中国人来书店买书。
就算有也是偷偷摸摸的，生怕被别人看到，似乎和日本人粘上就要倒霉一样。
内山丸造知道还是有中国商人暗中和日本人做生意，如果中国人真的那么齐心，日本人在上海根本生活不下去。
来到上海的日本人以商人居多，他们来中国是为了赚钱，眼下虽然条件艰苦，但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中国人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。
正在他感慨世道艰难的时候，有两位客人走了进来，一位日本女人带着小孩子。
双方鞠躬问候，谈了谈眼下的处境，感叹一番。
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没有问题，他们有自己的巡捕，能够保证虹口区的安全。
截止1923年7月，公共租界有警务人员3056人，其中警官9人，西方人252人、日本人41人、华人1652人。
两人闲聊了一会，女人才想起孩子，回头去找，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正抱着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看着。
她走过去近看，发现这是一本图画书，画的是一位小和尚。
“这本书小孩子很喜欢看，讲的是一休大师幼年时的故事。”内山丸造在一旁介绍道。
看到这本书，他不由得想起半个月前的事情。
正当他为了书店的生意不好而发愁的时候，有位中国人找到他，请他代售书籍。
内山丸造颇为好奇，他看了看对方拿来的书籍，一本小说，一本漫画，都是日文书籍。
可奇怪的是书籍的出版社不是日本出版社，而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出版社。
内山丸造没有怀疑这两本书有问题，只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是经过租界当局审查过的，否则不准出版。
这可不是租界刚建立的时候，那时候在西方“新闻自由”原则的影响下，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对出版物管理较为松懈。
但在“苏报案”等事件发生后，两租界当局都加强了对界内出版机构和出版物的管理。
这里所说的“苏报案”是指发生在1903年的事情。
当时因为《苏报》刊载了许多激烈宣传革命的文章，包括邹荣的《革命军》和章泰炎的《驳康由为论革命书》，引起清政府的极大不满，便联合租界当局，实施了秘密抓捕。
1903年7月7日，《苏报》被封，逮捕了章泰炎，邹荣激于义愤，自动投案。
1904年5月，章泰炎、邹荣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徒刑，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。
不过相对于北洋政府对报纸和书籍的审查制度，租界当局还是较为宽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