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2年四月份，林子轩收到了胡拾的一封信。
信中介绍了他的一种政治主张，也就是后来的“好政府主义”。
这个政治主张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，中国的“优秀分子”加入政治活动，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。
在实践活动上，提出组织一个“好政府”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，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。
即：“宪政的政府”、“公开的政府”、“有计划的政府”。
在召开旧国会、制宪、裁兵、改良选举制度、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。
胡拾联合了其他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，准备把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杂志上，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，进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政府。
这些人包括北大校长蔡元赔、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达钊、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形知等人。
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，都具有留学的教育背景，不满此时政府的现状，想要有所改变。
这是胡拾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。
早在1921年6月，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，谈话间，胡拾便提出“好政府主义”这个名词了，后来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。
他写信给林子轩，是想让林子轩认同这份主张，在下面共同署名。
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。
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，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，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，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。
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。
胡拾写信给他，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，把他当作了自己人。
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，根本行不通，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。
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。
以前，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，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，两人越走越远。
署名代表着立场，代表着站队，不能不慎重对待。
在这个年代，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、主义都有市场，比如民主主义，无政府主义等等。
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，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。
然而，如果拒绝了胡拾，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。
他倒不是害怕胡拾，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，这就是人情，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。
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，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，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，倒没有太大的问题，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。
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。
老实说，北洋政府其实就是军阀统治，也就是军人干政，胡拾的主张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，完全是两码事，根本行不通。
事实证明，1922年9月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吴佩浮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，操纵政局。
他为了不被国人认为是军人干政，就推行了胡拾提出的“好政府主义”。
于是，以王宠晖为国务总理的“好人政府”成立，但这个政府不过是吴佩浮的傀儡罢了，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