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三时，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：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，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，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。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，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。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，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，但似乎也很少失败。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，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:你到德国读哲学，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，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。下定决心后，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，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，我都不听，还力陈浅见哩。
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，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。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，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、重庆，只能以校为家，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，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，直到联考结束。不过不许点灯。因为怕火灾，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。我家就在沙坪坝，但我也到学校念书。当年联考也是七月，重庆是三大“火炉”之一，夏天极酷热，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，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拚命读，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。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份数（只有四十八分），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。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，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，欢迎我前往就读，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，执意“追求真理，思考人
生”，决心读哲学系。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，仍转入外文系，一生命运似已天定。终我一生，人生、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。
关于南开，使她扬名于世的是校友。南开著名的校友，自第一届的梅贻琦（一九0八年）和喻传鉴（负责校务数十年）以及后期的周恩来、吴大猷、曹禹（万家宝）、吴纳孙（鹿桥）……等，名单可以达“一里路长”。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时，南开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，部长四、五人。近年在自传中叙述南开中学影响的有张忠谋和大陆总理温家宝。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校友更多，但这已在我成长教育回忆的“感情范围”之外。
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，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，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。最早的梁启超、袁世凯、黎元洪、段祺瑞、胡适、张学良、张自忠、翁文澈、汪精卫等，抗战时，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同班三年，抗战时期的名将（大约都在四、五十岁年纪）泰半都有儿女送来，因为住校，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。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，因为大家都差不多。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?菊（比我高一班）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。抗战胜利后，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是，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共产党喊出的“停止内战。和平统一”，后来我骇然地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。在我迷恋诗词、神驰于文学，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“无知”的那些年，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