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于袁世凯政府的不负责任感到非常的愤怒，他对于亲自上门前来传达这一决定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说道：“贵国政府如此行事，我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，关于山东战事问题将不再和贵国沟通，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贵国承担。”
在日本公使的面前，孙宝琦这位前清的山东巡抚，现在的民国外交总长，宛如是一个做错了事被老师责罚的小孩子，只是一味的唯唯诺诺，毫无半点反驳对方的意思。
日置益看着这样的支那官员，心中也不由大为生厌，以近乎驱赶债务人的羞辱方式，结束了这场让他充满了不快的谈话。送走了孙宝琦之后，日置益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出现的变化。
外务省于欧战爆发之际将他派来中国，自然是因为他的对华强硬姿态还要过于小幡酉吉公使，加藤外相认为只有他才能更好的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。
不过此前都在南美地区担任大使的日置益，此次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，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和他印象中出现了一些区别。日清战争之后，中国人对于战胜了自己国家的日本不仅没有任何怨恨，反而出现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风气，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亲近日本的。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，也正是因此而萌发。
但是日俄战争之后，一部分中国人的态度就开始有所转变了，他们虽然赞叹着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的胜利，但是在羡慕着日本极速开化的同时，也开始警惕日本对于中国领土、资源的野心。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还是畏惧的，认为自己是不能单独抵抗日本入侵的，所以满世界的去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列强。
可是这一次他来到中国之后，日置益突然发觉除了北京政府的官员对日本的态度没什么变化之外，中下层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敬畏。
在日俄战争之后，日本人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和欧洲人相去不远，为了特意区分自己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别，在华日本人都会显得格外的蛮横无礼，就连本国的外交官员都认为，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急剧下降，和这些在华日本人的行为，特别是那些在华日本浪人的犯罪活动是分不开的。
只是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为，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列强，在在华利益上的争夺已经弱于欧美列强，而以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懦弱本性，对待中国过于亲善，只会让中国人优先把利益交给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白种人手中。此外中国人又无反抗日本之武力和智力，因此对于中国人的观感不必过于忧虑。
但是现在的中国民众，在日本人面前已经不是那么的顺从了。根据日置益的调查，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变化。因为日本军队被革命委员会赶出了南满，中国的普通民众才开始觉得日本人和自己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虽然日置益知道，不管是陆军省还是外务省，对于支那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是蔑视的，认为这些支那人是依靠了白种人的支持才让日本在南满吃了个亏。陆军反对任何关于南满战败的说法，认为陆军是为了国家忍辱负重，才不得不在南满做出了退让，陆军是能够战斗下去的，但是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难和欧美列强的干涉，使得陆军无法继续战斗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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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不管陆军在民众之间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不管陆军省和外务省的官员如何在外宣扬，只要失去了欧美列强的支持，支那革命委员会就如何不堪我国之一击。但是陆军省和外务省在对待支那革命委员会的具体问题上，却都显得极为慎重。
比如陆军口口声声要打过鸭绿江，结果不过是往鸭绿江对面放了一排枪，遭到了支那革命委员会的抗议之后，就偃旗息鼓了。按照陆军的说法，北朝鲜地区的天气不好，朝鲜驻屯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北朝鲜的抵抗力量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过鸭绿江就有可能重蹈1911年的覆辙，前线无法快速打开局面，而后方的后勤被朝鲜抵抗武装切断。
日置益听后心里倒是释然了，陆军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南满没有失败，但是看着他们总结这场战争经验这样具体，就知道陆军上下其实还是承认了南满败绩。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陆军在跨不跨过鸭绿江的实际操作上会显得这么慎重，而海军在封锁了胶州湾之后，因为山东革命委员会的警告，也没敢阻扰中国籍商船的进出。加藤外相则极力主张同北京政府交涉，反对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。
对此日置益倒是能够理解的，虽然来北京的时间还不够长，但是看一看报纸上的新闻就知道，革命委员会对于山东问题是没有妥协的言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