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步行下楼，不乘电梯。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破烂了。晚餐送上来时我已经付了餐费，但那个端菜的侍者这时却守在大门边的椅子上。他跳起身来，鞠了个躬，我就跟着他走进一间小房间，付清了房钱。旅馆经理还记得我是他的朋友，拒绝我先付钱，不过他走时又记得打发一名侍者守在门口，防我不付账就溜。我看这种事有过的；连经理的朋友都靠不住。战争时期朋友实在太多了。
我叫侍者去叫一部马车，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，撑了一把雨伞走出去。我们从窗口看见他冒雨过街。我们站在那间小房间里望着窗外。
“你觉得怎么样，凯瑟琳？”
“想睡觉。”
“我觉得空虚饥饿。”
“吃的东西你有没有？”
“有，在我的野战背包里。”
我看见马车来了。车子停下，马的头在雨中低垂着，侍者下了车，打开伞，走回旅馆来。我们在大门口迎上他，在雨伞下顺着给打湿的走道走，上了路石边的马车。水在明沟里流着。
“你们的包裹在座位上，”侍者说。他打着雨伞站着，等待我们上了车付了小账。
“多谢多谢。一路愉快，”他说。赶车的一拉起缰，马就走了。撑着雨伞的侍者也就转身回旅馆。我们沿街赶车，向左转弯，然后再朝右拐，到了火车站前面。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，站在雨刚刚打不到的地方。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。在车站灯光下，雨丝清晰透明。有名搬行李工人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，他拱着肩膀迎着雨。
“不用，”我说。“谢谢，用不着你。”
落=霞=小=说
他又回到拱廊下去躲雨。我转向凯瑟琳。她的脸在车盖的暗影中。
“我们不如就在这里告别吧。”
“我不能进去吗？”
“不行。”
“再会，凯特。”
“你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他吧？”
“好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