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。你不是要个男孩吗？”
“不要，”我说。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。他倒提起他的双脚，拍打他。我并不等着看结局。我走到走廊上。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。我进了通看台的门，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。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，招手叫我下去。我摇摇头。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。
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。她那样子像个死人。她的脸孔，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，是灰色的。在下面的灯光下，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、被钳子扩张的、边沿厚厚的切口。另有一位医生，罩着面罩，在上麻药。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。这简直像张“宗教裁判”〔1〕的图画。我现在看着，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，不过还是没看的好。人家起初怎么动刀，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，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，手法迅速熟练，好像鞋匠在上线，看得我心里高兴。切口缝好后，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，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出来了。
〔1〕宗教裁判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残酷的审判，用苦刑逼口供，惨无人道。封建势力利用它来镇压人民。
“她人怎么样？”
“她没事。你看了没有？”
他神情疲惫。
“我看你缝好的。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。”
“你这么想吗？”
“是的。疤痕会不会平下来？”
“哦，会的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，迅速推下走廊，进了电梯。我也跟了进去。凯瑟琳在哼叫。到了楼下，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。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。房间里有名护士。我站起来站在床边。房间里很暗。凯瑟琳伸出手来。“哈啰，亲爱的，”她说。她的声音细弱疲乏。
“哈啰，亲爱的。”
“婴孩是男是女？”
“嘘——别讲话，”护士说。
“是个男孩。又长又宽又黑。”
“他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，”我说。“他很好。”
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。
“我非常疲乏，”凯瑟琳说。“而且方才痛得要命。你好吧，亲爱的？”
“我很好。别讲话了。”
“你待我真好。哦，亲爱的，我方才可痛极了。他长得怎么样？”
“像只剥了皮的兔子，蹙起脸来的老头儿。”
“你得出去了，”护士说。“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。”
“我在外边等吧，”我说。
“出去搞点东西吃。”
“不。我就在外边等。”我吻吻凯瑟琳。她人很灰白，很衰弱，很疲乏。
“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？”我对护士说。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。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。
“婴孩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“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没活下来。”
“他死了吗？”
“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。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。”
“原来他死啦。”
“是的。说来太可惜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。我本以为你知道了。”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。“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。”
我找张椅子坐下，椅前有张桌子，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。我望望窗外。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一片黑暗，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。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。孩子死了。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。但是在那房间里，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？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，开始呼吸。我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。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？他没有呼吸过。他根本没有活过。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。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。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。可能早闷死了。可怜的小孩子。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。不，我没有这么希望过。不过，早闷死了倒也爽快，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。现在凯瑟琳要死了。这是你造成的。你死啦。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。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，告诉你一些规则，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，即刻杀死你。〔2〕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，就像艾莫死去那样。或者使你患上梅毒，像雷那蒂那样。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。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。你等着吧，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。
〔2〕作者借棒球戏来象征人生的残酷，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。棒球戏中一个基本活动是偷垒，如偷不成就被逼出局。
落·霞^小·说
我有一次野营，加一根木柴在火上，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。木柴一烧起来，蚂蚁成群地拥向前，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，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。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，就掉到火里去。有几只逃了出来，身体烧得又焦又扁，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。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，接着又往尾端爬去，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，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。我记得当时曾想，这就是世界的末日，我大有机会做个救世主，从火中抽出木柴，丢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面上的地方。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，只是把白铁杯子里的水倒在木柴上，因为那杯子我要拿来盛威士忌。然后再掺水在内。那杯水浇在燃烧的木柴上无非使蚂蚁蒸死吧。
我就是这么坐在走廊上，等待听凯瑟琳的消息。护士并没有出来，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便走到门边去，悄悄地开了门，探进头去。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因为走廊上灯光明亮，房间里一片黑暗。随后我看清护士坐在床边，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，她那被单下的身体全部平平的。护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，然后站起身走到门边来。
“她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“她没事，”护士回答。“你该去吃晚饭，饭后你要来再来吧。”
我走下长廊，下了楼梯，出了医院的门，走上雨中的黑暗街头，找那咖啡店。咖啡店里灯光明亮，一张张桌子边有很多客人。我看不见可以坐的地方，一名侍者走过来，接过淋湿的外衣和帽子，给我在一个老头儿的对座找到了一个位子。老头儿正在喝啤酒，看晚报。我坐下了，问侍者今天晚上的客菜是什么。
“红烧小牛肉——可是卖光了。”
“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？”
“火腿蛋，干酪鸡蛋，或者酸泡菜。”
“我中午已经吃过酸泡菜了，”我说。
“对啦，”他说。“对啦。中午你吃了酸泡菜。”他是个中年人，头顶上秃了，旁边有些头发遮在上面。他的脸很和气。
“你吃什么呢？火腿蛋还是干酪鸡蛋？”
“火腿蛋吧，”我说，“还有啤酒。”
“一小杯淡的？”
“是的，”我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