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为遵从周礼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可周礼遵从的核心基础却是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。
这话说的冠冕堂皇，逻辑却很简单，只不过是区别对待而已。周礼主张用可违反的道德来教化贵族，达到“亲亲相隐”的目的，而用不可违反的刑法来实控普罗大众。
从这一点来看，周礼不过是维系贵族等级制度的压迫手段。
墨子在学习一段时间后，愈发对儒家孔门嗤之以鼻，他认为天下不应该以血缘亲疏来划分成一个个的上下之分。
那些没日没夜奔走四方的老百姓，不比贵族更贫贱，不应该被周礼规定为下等人。
愤怒的墨子离开儒家，再经过数年艰难的探索、实践和思考后，同儒家针锋相对，提出一套截然相反的墨家学说。
颜政之前未能重视墨家学说，来到东汉末年，却不得不重视起来。
只因尊儒数百年，加上世族已然林立。所以必须用一门学说，来反驳世族天然高人一等的说法。
如此才能更好的灭世族，进而为华夏文明的源头，引进一股强劲的清水，以冲刷儒家孔门带来的污浊，达到涤荡文明的目的。
千百年后，或许今日举事早已被世人忘记，但这套学说若是真的在今日推行天下，那千百年后该学说也依旧会有生命力。
颜政细细翻阅着，发觉墨家这一套，确实居然超前性。
比如，从仁爱出发，儒家的说法，是仁爱需从自己发起，修身养性为君子，再逐渐向外影响到亲人、宗族、朋友、世人，也就是按照血缘亲密来影响，这很符合人之自私本性，很符合宗族观。但肯定会造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，按照亲密疏间论资排辈，利益分配的时候也会这么遵从。
这种仁爱观，使得儒家格外重视人与人之间是何“关系”，不断对关系进行定义。
墨子号召的是兼爱，“兼爱天下之博大也，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”，也就是底层的劳苦大众、任何人，无论穷人和夫人，不分血统、贵贱、职业，都要互相爱护彼此。
兼爱的思想，相当于抹平人和人在人格上的不平等。
再有，儒家对个人行仁义，也做出种种说明，但遍读论语可以发现，儒家仁义在道德层面居多、口头居多，儒家士大夫向来是空谈者众，实干者寥寥，甚至视读书之外的劳力事为贱役。
所以儒家的仁义有些脱离现实，道德上的增益有无，于苍生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