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有......护士。”
沥川不为所动，双目直视天花板，沉重地喘气：“我要她......立即离开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我在沥川的身边，一直坐到天亮。其实，我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合适每隔十五分锺过来根据血压调整强心剂（升压药）的剂量，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他的排尿量，每隔两个小时替他翻一次身。沥川的嘴半闭着，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他器官的底端，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，缓缓奇虎。我看见一个护士走进来，检查了他的情况，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，定期吸痰。这么痛苦的程序，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。他只是静静地躺着，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，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。
“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？”
我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，看见一位60左右的男人，满头银发，匆匆向急救室走来，边走边穿白大褂。rene站起来，向他迎了过去：“！”
“不够。你说了一大堆术语，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。”我说：“这么说，沥川的腿，不是因为车祸？”
我莞尔，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。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，尤其是我。在这一方面，他异常顽固，我已领教多次了。
我和rene更换了衣服、戴上了口罩，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，一起进入icu病房。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，沥川半躺着，脸色苍白，双目紧闭，全身上下插满管子。
他张嘴说了几个字，我听不清，把耳朵凑到他面前。
“排铁？为什么要排铁？”
过了一会，他说：“so，你是，我的家属，”语气很轻，声音嘶哑，几乎每个字都要重音。“sincewhen?”(从何时开始的？
“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”他说，“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。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。”
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，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。我气得手直哆嗦，拾起沙发上的手袋，将床边小柜上的手表、手机、钥匙、口杯一股脑地收进袋中。
瞬时间，故事所有的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地扣上了：“六年前，沥川突然离开我，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出了问题？”
他说：“回去......睡觉。”
“恩，”rene说，“室感染性休克，急性呼吸衰竭。”
“是车祸发现的。”rene说，“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，半道上出了车祸。他妈妈死掉了，他的大腿受了轻伤，可是好久也不见好，还痛的要命，接着就查出是骨癌--恶性的。当时医生说，情况太严重了，化疗保腿和截肢的生还机会都很小。只有进行保守的放疗。”
rene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样吧。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，你去那儿休息吧。”
“暂时脱离危险。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。你还是回家歇会吧，至少好好地睡一觉。”
“你们这对傻鸳鸯，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不再回瑞士了，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，愿意死在中国，葬在北京，他已选好墓址，连墓碑上的话都选好了。”rene闭上眼，好像面前有一副棺材，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：“这里睡着王沥川，生在瑞士，学在美国，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，所以死在中国，阿门。”
我沖出去叫护士，护士进来，摇高了床被，半抱着他，轻轻地拍打他的背，助他排痰。折腾了十几分锺，他精疲力竭，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“我出了车祸---骨折。沥川没有告诉你，是吗？”
我坚决摇头：“我不放心，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待着。”
正在此时，沥川突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，护士没听清，他又说了一次，护士就离开了。我们相互对视着，一时间都不说话。
“我知道，”我歎息，“他的心很苦---他太会折磨自己了。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，rene对我说：“你的伤没完全好，不如我们都回去，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。”
“不是我不想睡，可是，万一阿生了什么意外......”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，“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！”
“哪个病房？”我问。
rene歎了一口气，点点头：“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，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。人瘦的脱了行，头发也掉光了，非常虚弱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说真的，他的样子完全变了，就算你见了也不会认得他。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，此外，他还有骨痛，有几次，实在太痛苦，他想一死了之，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。总之。。。那三年，若不是有你的email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。”
rene点头：“沥川每半年就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。那一年回瑞士，他被查处癌症转移到肺部。你知道，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。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。他说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，只有17岁，不忍心告诉你，怕你伤心。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，宁愿你恨他一辈子。所以，他下定决心离开你。”
那人站住，沖我点了一下头，对rene直接说英语：“怎么样？正在抢救？”
“简单地说，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。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。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。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，生活需要特别小心。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，都可能导致死亡。”
“哦，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，重病监护科的主任，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，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，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，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，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过来一下。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---”
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rene看着我的腿，终于问：“安妮，你的腿怎么了？”
“可能是。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，我让他去医院，他不肯，还沖我发火。估计是心情不好。”
我站起来，怒极攻心，几乎想掐他。只觉眼前一阵发黑，我的身子不由得晃了晃。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才意识到，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，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，很生动、很欢快，好像某部动画片。这一夜，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，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，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，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，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，又摸摸他的脸，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。
“造血功能障碍？”我还是不懂。
407是单间隔离病房。
“没有。”rene说，“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，跟吃了火药似的。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。他又不能喝酒，就坐在酒吧里发呆，整晚整晚地不说话。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，他经常自己去。”
沥川在icu一共躺了七天。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，医生撤掉了升压药。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，撤掉了呼吸机，镇静剂一停，沥川很快就苏醒了，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，他看见了我，指间微动，我紧紧的握住他的手。
我咬着牙，不让自己抽泣出声：“那他。。。那五年。。。。是不是过得很苦？”
我陪了沥川七天七夜，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，都是在沙发上打盹。rene白天过来看我，觉得我不可理喻。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，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，陪他说说话什么的。大家都很忙，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，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，没有谁像我这样，不分昼夜、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，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，浪费时间。
护士长连忙对我说：“谢小姐，病人情绪不佳，情况也不好，你还是回避吧。”说罢，她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。过了一个小时，护士长出来了。见我仍旧守在门外，也不坐，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外里看，苦笑着摇摇头。
我问rene这人是谁。
“不......”他急促地喘气，又似被痰堵住，想咳嗽，又咳不出，胸口发出嘶鸣之声，脸顿时憋得通红。
“alex下了决心的事，是不会改变的。”rene歎道，“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，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，还是会要你走。”
“那时，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，一家人伤心的要命。想不到放疗之后，运气不错，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。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。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。于是，alex做了高位截肢。手术之后继续化疗，恢复得很好。有整整8年没有复发。在这些年中，连医生都告诉我们，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。虽然走路不方便，可是，他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，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。”
“江浩天先生给介绍了一位护工，他叫小穆。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，非常专业，也非常仔细。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。再说，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，脾气特大，还闹别扭。在苏黎世的时候他就把leo和他爸爸折腾的够呛。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，还管用。”